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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于 1951 年 10 月 21 日出生在辽宁省建平县万寿西村一个偏僻的小山村，那时整个村子不足四十户人家，一百多口人，大姓人家主要是李、刘、耿、贾、于，没有电，也没有公路，外出全靠步行，全村没有多少水浇地，东山、西山和中梁以及东西台子占去大部分土地，粮食作物以玉米、高粱、谷子为主，也种些豆类，就是这五谷杂粮养育了全村人，在一个居住比较集中的地方，就有一眼井，乡亲们每天都到井里去挑水来维持吃用，到了我记事的时候就已经是生产队了，我看到大人们每天到地里劳动，生产队是核算单位，那块地种什么都是队干部决定，到了秋天，收获的粮食统一入库，秸杆在地里按人口分到每家每户，园子里也种些蔬菜，但很少分给社员，大部分拿到集市上去卖，这种经营形式一直延续到改革开放的 1982 年。
在这三十多年的日子里，人们的生活并不富裕，大跃进、大锅饭、大炼钢铁、文化大革命，乡亲们吃尽了苦头。我记得大锅饭时期，食堂设在刘家瓦房院内，全村人都到那里打饭，很少有干的吃，差不多顿顿都是粥，按人口分给，端回家凉透了。有的端不到家就洒在道上，结果这顿就得挨饿。这种方式维持了一个时期后，实行每月按人口定量分粮，分灶吃饭，许多人家还不到月末就吃光了，那些年月吃了上顿没下顿的事是常有的。 1960 年全国人民勒紧裤带度难关，吃光了粮食、吃光了树叶、吃光了野菜和瓜藤，还饿死了不少人。为了生活，乡亲们在山坡、地头小开荒种些杂粮，到了秋天多收一点，勉强维持生活。到了我开始上学的时候，总和父亲起早贪晚地去干这些活，在东山、西山的土地上洒下了许多汗水。
是改革开放带来了农村新的变化，土地承包到户，自己种自己收，达到了自给有余，农闲时还可以外出打工挣钱。优良的种子和化肥使亩产提高了，在地不增加人口增加的情况下，却养活了全村的人。 1981 年西村在东台子建起了砖厂，七十年代通了电，部队修了柏油路，九十年代闭路电视、电话也相继开通，如今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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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多半生都是在外面度过的，可是那不起眼的小山村却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时常会想到那沟沟岔岔、那坡坡岭岭、那早己废弃了的井和泉水，还有那村头的老榆树。白塔山上无白塔，马鞍山下无马骑，耗牛河水不见牛，车网地里那有车 … … ，这些挥之不去的印记日日夜夜萦绕在我的睡梦里，让我忘不掉放不下。
我出生在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里，父亲的名字叫于宝珠，母亲的名字贾秀珍，这个家庭在 1953 年以前共十口人，爷爷、奶奶、大伯母、三位姑姑、父母和我。那时曾祖母还健在，年龄六十多岁，虽然大伯父在 1948 年的解放战争中牺牲了，但大伯母还没有改嫁，我们这个大家庭靠十几亩山坡地维持生活。在祖辈传下来的院子里，矗立着六间土坯房，泥抹的顶，木制的门窗糊着白纸，院子的东角安着一盘磨，大门外是一盘碾子。爷爷奶奶是老实巴交的庄稼人，他们一生靠种地维持生活，农闲时也作些小买卖。奶奶当家，主持家里的大事，但奶奶一辈子也不认识钱，爷爷管钱，后来是爸爸当家，曾祖母四十岁前就双目失明了，满头白发，中等身材，干净利落，能纺一手好线，她特别疼我，因为在父亲和爷爷那两辈中都是单传，我是这一代的长孙，因此也就比较受宠，毋亲生了二弟后，晚上总是曾祖母搂着我睡，那是我童年最甜蜜的时光，在我还没上学的时候，常常因小事和小姑争吵，曾祖母总是护着我。 1959 年 8 月 25 日曾祖母因痢疾病去世，享年 73 岁。
大伯母是叶镇南沟人，叫丁秀云， 1944 年 10 月初 10 同大伯父结婚，这个时期爷爷同西沟二爷爷两家比着过日子，造成他们的两个儿子同一天结婚，老人们说，谁先把媳妇娶到家谁的日子过的好，只因二爷爷家的大伯母离婆家近，我家的大伯母离婆家远，二爷爷家的大伯母吹吹打打进了门，我家大伯母还在路上，不知这先来后到的说法是不是应验了，反正大爷和大伯母结婚后很不顺利，他们婚后三年大伯母没有生育。大伯母有五个姐妹无兄无弟，所以总是回娘家，一住就是很长时间，大伯父不甘寂寞，一气之下报名参了军，参军走的时候大伯父和大伯母说：“你愿意在娘家住就别回来了，我当兵去了！”大伯母以为是气话，没想到穿上军装真的走了，大伯父到部队没几个月，1948年夏秋之交的时候在河北迁西县就牺牲了，大伯父牺牲后，爷爷奶奶为了延续这一支香火，千方百计哄着大伯母，当二弟出生后，计划把我过继给她，但由于大伯母年轻，于 1954 年 2 月 26 日还是改嫁到大坤兑沟王家，大伯母到王家后，日子过得很不顺心，当年秋天就病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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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小的时候，十分贪玩，有时家里人找不到我，这时我可能在墙角藏着，也可能在那棵树下躲着，到了秋天房前尾后有山丁子、小山枣，还有几棵大枣树，我就去想办法摘着吃。我家的后院曾是生产队的牲畜饲养场，院子里有豆秸堆在那里，是用来喂牲口的，豆秸里有残留的黄豆，苞米粒，我就去扒拉着拣出来，拿回家放在奶奶的火盆里烧，只要听见“啪啪”的声音，那就是熟了。我还记得小时候的冬天很冷，可那时每人只有一套棉衣裤，而且只能穿一年，第二年母亲翻新重做后再穿，实在不够长了，就作给弟弟们穿。我小时侯冬天是没穿过衬衣衬裤的，飕飕的北风钻进裤脚、袖口，年年把我的手脚冻的裂出口子，裂了口子怎么办，母亲把土豆烧熟了用擀面杖捣成泥，抹在布条上，贴到口子上，几天以后就好了。
建国初期，农村很落后，过年才能买上几只蜡，平时都是煤油灯，直到 1971 年我住的村子才通上电。我小学和中学时的作业都是在煤油灯下完成的。农村到了晚上黑蒙蒙静悄悄的，一点声响也没有，不知什么时候，一根细细的铁线连着一个广播匣子，每天定时广播新闻、歌曲，也用这种方式传播本县、本乡、本村的大事，那段时期成为家家户户不可缺少的信息工具。小的时候，最感兴趣的是看电影，乡里有电影队，轮流到各村放映，如果听说那个村子有电影，总会先完成作业，偷偷的结伴而行，我记得最远的一次是到东窑，趟过三条河跑到那里，十多里地呀，也不嫌累，看完电影回到家己经是很晚了，正是这些有线广播和电影的作用，才给我幼小的心灵留下了黄继光、董存瑞、刘胡兰许多英雄人物的光辉形象，引导我后来走上保卫祖国的道路。
小的时候，我最盼望的是过年，过年先要杀猪，那是母亲几乎一年的辛勤劳动喂大的，杀猪这一天用酸菜、豆腐，大块肉加粉条炖上一锅，我们可以美美的吃上一顿，另外，过年的时候还可以换件新鲜一点的衣服，除夕之夜，爸爸还要给我们发压岁钱，数量不多，每人只给 5 个 5 分的硬币，还说只能买铅笔和墨水用。零点煮饺子的时候我和弟弟分别给爷爷奶奶、父亲母亲磕头。这一天晚上我们可以撤欢的玩，东家跑西家串，那时候村里的人口少，我要去的是柏家、刘家和朱家，家家张灯结彩，院子撒上芝麻秸，预示着芝麻开花节节高一年更比一年好，大门口用黄裱纸卷起一根横着的杠子，预示着金银财宝滚滚来的意思，屋里屋外烧着香，天地灶王爷处还摆着供品，祈求一年五谷丰登平安顺利。正月初一的这一天是大拜年的日子，全村都要走遍，向每位乡亲恭贺新年，老人们说，通过互相祝福后，过去的恩恩怨怨全都没有了，新的一年开始了，我们大家要和睦相处平平安安又一年。到了正月初六，我和二弟结伴，还要去孙家窝铺、石灰窑子、前广惠营子、邓家沟给姥爷姥姥、姑爷爷姑奶奶、姑姑舅舅们拜年，有的住上一晚，有的当天就回来，这件事一直坚持到我参军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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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的时候，我长的很瘦小，九岁才上学，学校设在西村的娘娘庙，离家有二里多地，上学的路上要过铁道还要穿过三条河，那时雨水多河水又宽又深，不像现在都成了干河，夏天发大水，经常把桥冲跨，于是我们得脱鞋趟过去，冬天冰冻的不结实，一不小心还会掉进冰窟窿里，头两年，小姑和我在一个学校读书，她带着我，少吃了许多苦，后来就靠自己了。我在这个学校读了六年，班主任有暴淑芝、王云树、李奎等，他们都是很负责任很有水平的老师，对我以后的成长起了重要作用，每当想起他们心中的感激油然而生。我在这个学校里担任过学习委员、生活委员，是班内学习成绩不错的学生。我记得那个时候，每年的学费只有四元钱，六年读下来也不过二十多元，书本铅笔也很便宜，铅笔二分钱一支，橡皮三分钱一块，墨水是用象去疼片那样大小的片剂自己加水制成的，也是二分钱一片，可就是这点费用父母也要省吃俭用供给我们，因为那时的收入太有限了，而且我有三四个弟妹呀，就是这样还有许多人家的孩子念不起书，今天想起来，我真的要感谢我的父母，老人供我们念书真不容易呀。我们那时没有补课，老师也不挣小费，放学回家完成作业就可以了，所以有不少时间可以玩耍，不像现在孩子们课外的学习满满的，真的没有一个快乐的童年。我父亲重视教育，他说只要你们好好念，念到哪里供到哪里，1965 年 8 月我考入了建平一中。
建平一中地处后广惠营子，解放前是孙家大院，孙家很有钱土改时定为地主，斗争后在这个院子里建起了建平第一中学，我在这个学校正规的读了一年书，冯振义老师做我的班主任，他是朝阳人，退休后去了朝阳。学校有三个年级，设立 10 几个班，每班有学生 50 多人，共计 600 多学生。这些学生来自叶柏寿、万寿、富山、青峰山、深井五个乡镇。近的走读远的住校，我每天来回跑。第一年的年冬天，父母让我和爷爷奶奶一起吃住，于是奶奶很早起来为我作饭，吃过饭天还没亮，背起书包就往学校跑，到学校的时候才看到太阳从东边冒红。这一年奶奶为我起早贪黑，受了不少累，吃了不少苦，是我一生都不能忘记的，我在这一年中，学习成绩还是不错的，担任过班级的文娱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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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当我们进入二年级的时候，文化大革命开始了，“炮打司令部”、“五一六”通知把我们卷入了人间浩劫。高年级的学生开始写大字报，成立各种战斗队，批斗校长和老师，在校园里乌烟瘴气，后来又发展到县城，学校和学校联合，这市和那市联合，停课闹革命，书也没人教了，到了 1966 年 9 月份，红卫兵大串联，只要参加一个战斗队的，凭介绍信坐上火车不用花钱就可以跑遍全国各地，我参加了“风雷战斗队”，1966年的 8 月份，凭“风雷战斗队”的介绍信，在叶柏寿火车站买上火车去了北京，住在北京市右安门大街小学。第八次受到毛主席的接见，而后又凭这样的介绍信，去了黑龙江神树、庆安两个姑姑家。这年的十一月份，从黑龙江回来，大串联停止了，但复课仍然不能，造反派的斗争还在进行，我因年纪小，父母不同意我去跟他们胡闹，于是我参加了生产队的劳动，和女社员一起干活，挣比妇女还少二分的工分，冬天拣粪交生产队按重量记工分，这样到了 1968 年的冬天。
就在这一年的冬天，征兵工作开始了，父亲同意我参军，我到大队报了名，体检和政审都通过了，父亲又把管征兵工作的惠献玉请到家，吃了一顿饭，于是在1969年 1 月 4 日我便穿上了军装，离开了生我养我的故乡，走入了解放军的行列。我为什么要当兵呢，现在回忆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想法：一是要到部队去接受锻炼，见一见世面，寻求自己的发展道路；二是不想在农村干庄稼活；三是当兵光荣，穿军装，红领章红帽徽还是挺新鲜的。那时爷爷奶奶不愿让我去，但没有更多的阻拦，母亲舍不得，只有爸爸比较支持，这是我一生要感激他的。
当兵是我一生的重要选择，由此改变了我的一生，但当时没有想到会提干，现在想起来提干也并非偶然，是家乡的山水养育了我，是父辈的淳朴诚实教育了我，是七年的文化知识打下了基础，每想至此，我都不会忘记那个小山村，那勤劳善良的父老乡亲。
我的童年和少年是在父母老人关怀疼爱下度过的。虽然和现在比起来，是吃了不少苦，但在那个年代我又是幸运的，我吃过糠咽过菜，参加过农村的劳动，上小学之前没穿过短裤，考中学时，父亲说，如果考上奖励一件的确良白褂，直到念完了中学也没穿上，但我并不怪父亲。我亲眼看到，父母一生把挣来的钱都用在家庭生活儿女的培养教育上，一辈子精打细算，自己却从未享受什么。我的父亲母亲一辈子在那个院落里辛勤劳动艰苦奋斗，留下了数不清的汗水，这些对我的思想和处事以及生活方式都起到了重要作用，没有这些影响和熏陶，就没有我的今天，就没有我长大成人，我永远也忘不掉这些刻骨铭心的记忆。
二〇〇三年十二月九日于盘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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