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耕之余，不知为什么我常把两个省级会员证拿出来欣赏，一个是1982年辽宁省曲艺家协会颁发的会员证；一个是1997年辽宁省作家协会颁发的会员证。每当我欣赏这两个会员证时，就不由得想起我初中时的班主任乌广信。
那是全国兴办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第一年——1956年，我考取了距家20公里之外的喀左蒙中。报考时，在报考表的“家庭成员”一栏里，我遵照小学班主任的指示，写上的是家里4位老人的年龄、姓名，而没把妹妹、弟弟填上。那时学校实行助学金，根据家庭人口多少享受不等的助学金，最多的享受7.5元，我和大多数同学享受最低的助学金，每月2.5元。当时学生每月的伙食费是7.5元，这样一来，我得每月向学校交5元钱的伙食费。
因为家里人口多，只有年过半百的父亲一人劳作，其家境贫困难以言表。每次我回家取伙食费，父母都是东挪西借才凑上5元钱。艰难中，完成了一年半学业，初中二年级开学不久，一天“晨检”时，乌广信老师告诉每位学生再填写一次家庭成员姓名、年龄，并写明与自己的关系，并一再要求家里即使有一岁的小弟弟、小妹妹也要填上，要实事求是。于是，按要求，我不但写上4位老人的姓名、年龄，而且把3个妹妹、1个弟弟的年龄、乳名也写上了。
大概连乌广信老师也没有想到，原来连我在内只有5口人的家庭，如今竟多出了4口。隔日，乌老师竟步行20公里到我家——建昌县汤神庙蒙古八家进行家访，往返就是40公里。后来，据祖母跟我讲，乌老师到我家时已近中午，本想给他做饭，被他婉言谢绝了。
正是由于乌广信老师徒步往返40公里进行家访，我的助学金才由原来的每月2.5元增加了一倍；正是由于乌广信老师徒步往返40公里进行家访，使我这个濒临辍学的学生才顺利地完成了初中学业。毕业后，不但参加了工作，并在党的阳光普育之下书写文章、出版专著。
师恩铭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