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中的第二任班主任兼语文老师是一位中年女性，姓李，圆圆的、胖胖的脸，鼻梁上架一副淡灰色框的高度近视镜（我们能看到她眼镜中的“圈圈”）。卷发，不长，常用“发掐”拢向脑后。她是一位温柔和善的老师，我记忆中没有她惩处任何学生的印象。
李老师善于体察学生的感受，并一定要为学生的需要来改变自己的一些做法。比如刚接手教我们时，有一次上课提问到我，恰好那个问题我不会，我就在脸上表现出一种十分难受的样子以掩饰内心的尴尬。李老师见状问道：“你是不是上课一惯不爱回答问题？”我终于在老师的关心中找到了可下的台阶，便顺势点一点头。
“那你请坐吧，人各有特点，我尊重你的性格。”李老师和善地说。
从此，李老师为了不再让我“难受”，语文课上再不提问我了。
那时我的学习成绩一向令老师满意，所以，李老师一定认为她“尊重我的性格”——上课不提问我，是上佳的选择。其实她善良地把事想错了。我表现出“不高兴回答问题”是因为那道题目我不会，对于会的问题，我当然希望老师让我来答的——当年为抢做题还刮破过衣服呢。
后来语文课有时觉得寂寞，便只能暗怪自己咎由自取。
我一直不知道语文一科该怎么学，李老师教时我依然不知道上课该听什么、记什么。也就是说，我的语文学习一直是个稀里糊涂的过程，难得一些亮点出现。但李老师竟表扬过我的一次作文，这在自己的语文学习生涯中是少有的，所以至今记得很清。
那次作文的题目是《我爱
_______》，我补全的题目是“我爱养花”，开篇写道：“俗话说，‘丫头爱花，小子爱炮’，我是个小子，却喜欢养花。”接着就介绍自己如何在自家院子里侍弄那几株“扫帚梅花”、“秫秸花”的情景。
那时我确实养那么几种花，便实事求是地写了。结果李老师把那篇作文当范文在班级读了，并重点表扬了作文的开头。记得当时我羞答答地低下了头——我一直是个害羞的人，今天也没改多少。
记住这件事的好处是让今天的我明白：合适的表扬对学生太重要了。
但我想李老师对我最重要的影响还不是这事，而是引导我们班男女同学相互说话。
我们初中时男女同学间不说话！这在今天是不可思议的事，却是我们那时的现实。是真的不想跟异性同学说话么？我想不是，只是当时的一种风气在阻遏我们。在那种氛围中，一个男同学和一个女同学说句话会让人家在背后说三道四的，比如说成“搞对象”之类。而那时的“搞对象”一词与“不正经”近义，就像今天许多场合下“小姐”与“妓女”两词的关系一样。人多喜欢标榜自己是“正经人”，稍懂世故的孩子也这样，所以，那时的我们谁也不敢轻易地“冒天下之大不韪”。
这种不正常的现象被李老师发现了。她特意为此开了一个班会，鼓励我们男女同学要打破“坚冰”，并强调“男女同学之间说话交往是正常的，没什么见不得人的”，等等。具体记不很清了，非常深的感觉是：李老师的一席话说到我们心坎去了，因为那个年龄的孩子，起码潜意识一定有与异性同学交流的愿望了，而且还可能是一种较强烈的愿望。
从那以后，我班男女同学间也可以相互借一借格尺笔擦了。
但我个人仍很矜持，莫名其妙地矜持——或许是自我满足于学习成绩而导致的自傲，也可能是贫穷与封闭导致的自卑吧？——仍不肯主动与女同学说话。如有女同学主动与自己说什么，也表现得很冷淡。
但还是与一个女孩子有了一次不寻常的“交流”——
这是我班很漂亮的一个女生，她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将座位换到了我的前面。这个一身绿军装、白晰面孔、齐耳短发的女孩子一下成了我的“眼中钉”，我毫不犹豫地对外宣称不希望她出现在我的前面，一是她比我高，挡我看黑板的视线；二是听人说她小学时就与同班同学＂搞过对象＂，与这种人物前后座，岂不影响我的“清誉”？于是我就在她后面嘟嘟哝哝地说她这个那个，目的就是让她滚回原位，别在我前面粘惹我。
我是个胆小鬼，只能嘟嘟哝哝，所以，她只听到了“挡我视线”之类的话。于是课后我不在班时，她竟把我俩的椅子调换了——她的椅子要高些。
回来见自己的椅子被换，我大怒。她赶紧站起来解释原因。我什么也没听，当即骂了人家女孩一通。女孩哭了，我获得了愚蠢的胜利。
后来那个女孩当然再也没跟我说过话，而我最终也弄清楚了：人家换座只是想让我帮她学点课程而已。
最遗憾的是李老师教我们的时间也很短，转眼又换老师了。没人再鼓励我们和异性同学说话交往了，我也就始终没找出机会与被自己无理伤害过的女孩说声“对不起”，这成了藏在我心灵深处二十多年的一个“结”。
今天我还记得那个女孩的样子，依然是孩子时的清秀漂亮。可惜，她与李老师一样，在我这里都没有任何音讯了。
——李老师如果批学生的这篇作文，会笑着骂我：“你小子，写着写着脱离中心了，没长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