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43年11月出生到新中国成立的1949年10月，是我的孩提时代，仅六年，在人生旅途中时间不长。但是在战争频仍，新旧社会更迭的多事之秋，发生的事情较社会稳定时期必然要多，吾将见闻和零星记忆书于纸上。
一、毒害人民的大烟劫
日寇占领热河以后强迫农民种大烟，向伪村公所交大烟干。我家也被勒令种了一亩多地的大烟。我没见过大烟花，但是知道大烟地在屯子北沙河套边，那块地肥沃水份充足。听父亲说，交不上大烟干就上刑吊起来打，父亲挨过打没上吊褂。种大烟是日本鬼子实现灭亡中国最毒辣的一招。吸毒上瘾之后不能参加劳动，犯上烟瘾心肠狠，不顾一切，大烟是断子绝孙的毒品，大烟劫酿成了血泪斑斑的国难家仇。卖儿卖女卖媳妇的屡见不鲜，弄得家破人亡。
听老人讲：朱碌科旱塘沟北山腰有一户人家五口人，夫妻俩日夜操劳，抚养老母和两个孩子，时常糠菜断顿。春天伪村长让种大烟，不准少种一分。租了一亩平地种上大烟。哪成想夏天下了一场雹子，把大烟砸了。大烟不收成拿什么交烟干税呀，无路可走，想到只有卖孩子抵烟税。乡亲们让他进山躲起来，日本投降了才幸免此难。
我的二姨夫是个兽医，凭医术挣钱家挺富裕，扎上大烟后把家败拆个精光。没钱买大烟就联系人把二姨卖了。第二天买主要来接人，二姨无奈 跑回娘家，舅舅们趁黑夜把她送走逃往吉林。后来人们看见这个外号叫朱大头的姨夫，冻饿死在冬天的山上阳坡。
我见到的’’大烟壳子’’（吸毒扎毒人的乡间称号）附近那个屯子都有几个，都是面黄肌瘦，家中败落。
二、匪患频仍
某年，估计是日本还没投降的1945年，东院我家族二大爷家进去了土匪，枪声一响大人不知所措，惊吓跑到屯后红土窑子猫起来。我二大爷赤脚跑到刘杖子庙敲钟，土匪喊’’走水了’’（土语意思是起火了，可理解为露出马脚吧）没抢到什么东西就跑了。过了好大一阵子警察才从南山过来放了几枪没进屯就走了。母亲突然想起忘抱孩子，爸爸忙回家一看，我和姐姐掉到地上都睡着了，掉了眼泪。
农村把土匪抢劫叫’’砸明火’’，碰到’’砸明火’’的你不能磕头，磕头主土匪掉头。水泉村张姓老俩口没儿没女，积攒了几个钱。招贼了（农村把土匪叫贼），老俩口直劲磕头，越磕头打的越凶，事后有明白土匪规矩的人告诉他这是咋回事。
听奶奶讲，我家正在唱影，朱碌科方向响起了枪声（奶奶去凤凰城接父亲时在家许愿，要儿子能活着回来唱一台影）。后来才知道，是朝阳有名的帮匪’’野狼’’进了朱碌科。朱碌科是三省通衡之地，商铺林立。老人们讲：’’从打’’野狼’’进朱碌科，朱碌科就败世了。
我们屯东周家沟有个叫孙宝才的，常去朝阳倒腾买卖，有些蹊跷事，屯子中有人怀疑他跟土匪有勾搭，以后得到证实。解放后，朝阳的土匪杜广和王俊青到孙宝才家，孙将他们藏起来。朝阳公安人员追踪抓捕，包围了孙家。杜广持双枪开路冲出院子，与王匪向西逃去，王匪在西山坡被农民用镐头打倒捉住。杜广跑丢了鞋，碰到赶集的农民，勒令脱鞋换上钻进一片麻地，抓捕人员向麻地扔了两个手榴弹，见无动静，进去一看杜被炸伤，将其擒获。孙宝才因窝藏做买卖时结交的土匪，被判处有期徒刑。
土匪抢劫的目标是富户，所以，有钱人家的院墙都是用土合泥高垒，地主更是深宅大院。
三 、解放锦州的那年
打锦州前，朱碌科各村驻满了部队，有个连的连部住在我家，母亲给战士缝过装手榴弹的袋子，家家户户做军鞋。部队有个乔班长打锦州受伤，复员时来我家看望过我们，说他当兵前是开火车的，回去还是开火车。锦州战役，乡亲们热列支援前线，出粮出担架。 这时，我们屯每有三个人参军。
部队走后，我奶奶扶养过的，我哥哥的媳妇，我的这个嫂子不见了。奶奶说：’’跟着军队跑了吧，快去追吧’’。大哥奔朝阳方向追出30多里没追上。后来听说，她在北票当上了妇联干部。本家一个叔伯哥也在此时当兵，解放后复员。我们屯仅一户姜姓家的老三姜清海，也在此时参加了解放军。走后就没有音讯，他母亲哭天抹泪地盼望，政府将他家按烈属对待。我查了建平县志烈士名录，姜清海1948年牺牲在北京，牺牲单位是三十三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