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施工备战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苏共领导挑起中苏两党争论，并把两党争论扩大到两国之间的争端，对中国进行政治、经济施压。随着中苏关系的破裂,恶化，中苏边界也出现了紧张局势，昔日的老大哥变成了"亡我之心不死"的苏修。毛泽东从对敌战略出发，提出了"备战、备荒、为人民"，"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举国备战，搞三线建设。
1966年我刚参军不久，就到柳河县深山搞国防施工。每道大山都挖出山洞，可进火炮、藏步兵、隐战机、防原子。环境艰苦，任务艰巨。为鼓舞士气，我连战士自己作词，由我谱曲一首歌："座座高山耸入云，战士施工为人民，不怕工作苦和累，愿为祖国献靑春"，在连队教唱。全连战士精神抖擞，斗志昂扬，多名立功受奖。
1969年3月，苏联军队几次对黑龙江省乌苏里江主航道中心线中国一侧的珍宝岛实施武装入侵，并向中国岸上纵深地区炮击。中国边防部队被迫进行自卫反击。
珍宝岛反击战时，我部是一级战备，只要战事扩大到师－级规模，部队必须一小时登上专列开赴前线。当时我任炮兵团指挥连通讯班长，我连是全团指挥中心，炮兵指挥的侦察、测地、无线有线通伩、电台俱全。一級战备是枪不离手，背包打好，睡不解衣，车辆每小时发动一次以防冻。营区加岗，隨军家属不许靠近营房，以防扰乱军心。－级战备中也有极个别战士情绪波动，作为党员、班长要隨时执行任务，做好自身战斗准备，同时还负有监察、鼓舞斗志、稳定军心的责任。那时既不怕苦也不怕死，在想，报效祖国为国牺牲光栄。这期间，连队已报团军务股批准我探家，处理和李桂珍的婚事，为战备放弃，至5月，战备解除才探家。
1970年4月我被提干任连队司务长。不久部队又去搞国防施工，我们团任务是在乌兰浩特南山采石场打石头。凡是施工干活都比较艰苦。那时每人每天伙食费只6角钱，粮食供应是粗细各半，因细粮吃得多，每天只能吃－顿细粮。搞好伙食对保证施工极重要。我组织炊事班粗粮细做，多淹制小咸菜，让战士们吃饱吃好。节约下点钱每个星期六晚上弄一桌菜两瓶酒，让战士喝上点小酒，战士干活起劲，都聁着过星期六。我们连是军的典型连，跟红军第九连是"一对红"连，在沈阳军区也是掛上号的。但是上级和其它连队评价说：’’指挥连政治过硬，生活较差’’。经我这么一搞扭转了外界看法，许多连队都羡慕地说："人家指挥连一个礼拜天一顿酒。"
四 、 专案一办
1969年10月，我被抽调到吉林省革命委员会专案审查领导小组第一办公室（一办审查对象是未被解放的副省级以上老干部，二办审查叛徒特务）。组长是当时省革委会主任十六军政委王淮湘，一办主任是48师副政委柏长青。我记得的被审查对象有副省长于克、张文海、徐寿轩以及开国上将洪学智等靠边站老干部共18人。这些老干部除组织学习、谈话、写检查外，还要参加劳动，劳动由洪老将军帯领（文革前为吉林省重工业厅厅长）。这些老干部对专案办人员是毕恭毕敬，洗澡时见到我们穿军装的到澡溏，立即让开地方。由此，联想到中国的俗话"虎落平阳被犬欺，凤凰落毛不如鸡"，"人在矮檐下，不得不低头"。
我被分配到徐寿轩专案组 ，该组有七八名办案人员。徐寿轩毕业于日本东京大学，留学法国，曾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设计委员兼第三厅厅长。曾加入民主同盟，后又加入中国共产党，系学者 、国民党员 、共产党员于－身。"文革"前任吉林省副省长，分管文教。
交给我的任务是，同省哲学研究所的周群一起调查徐任国民党中央训练团督导员一事。抗战时期，国民党败退迁都重庆，在重庆设中央训练团，举办培训班，蒋介石兼任团长。受训人员为国民党县 、团級军政人员及中学校长（国民党时期中学校长按县团级对待），学期一般两个月。为考察结业后学员对党国忠诚或表现，蒋介石组织个督导团，分赴各地负责考察。成员如陈诚 、张群 、谷正刚等国民党要员。据资料徐寿轩是督导员之一，负责考察成都地区学员。
我与周群大海捞针，到老西康省省会雅安，国家档案馆翻阅训练团教职学员通讯录（通讯录有学员地址和照片），挑选出成都地区的，按出生年月可能在世的，再去寻找调查对象。到成都后找政协方面的民主人士按名单对认，结果是国民党县团级以上党 、政、军人员，不是逃台就是解放后被镇压。只找到几个中学校长，并不知徐寿轩为何人。我俩历时两月，无果而返。
轶事，在成都遇国民党时期基督教青年会总干事任自力。讲述其那时他是唯一见过罗马教皇的中国人。晋见教皇要在百米之外跪爬而行，能吻下教皇的靴子是无尚荣幸。我在专案一办不到六个月，因提干返回部队。
五 、 选飞进四川
因"文革"初期局面混乱，1967年全国没有征兵。1969年中央军委部署从1968年入伍战士中选拔飞行员补充空军。我们部队（3036部队）68年入伍新兵主要来自辽宁丹东 、桓仁、川东地区的开县。因此，组成16军四川选飞组，我在万县组担任材料员。负责提出调查提纲，保管材料，审阅调查材料是否合格，不合格责成调查人员重新取证，是选飞 组的实际组织人。近伏天，乘毛泽东乘坐过的东方红12号客轮沿江而上至万县市。万县军分区同志告诉："去开县途中如遇造反派栏刧，就说明你们是沈阳军区的"。
早晨从万县出发，车行近半个多小时盘山至山顶，望公路仍在"脚下’’，可见山之高也。过山后，果然遇到－伙人栏住客车要检查。我们说明是沈阳军区来选飞行员的。这些人立即改变态度连说："沈阳军区支左支得好"，并告诉前面有武斗注点意。事后得知他们对四川驻军支左不满。
川东无怪称’’三大火龙’’之地。伏天的开县闷热叫人难以忍受。战友们都分赴各区 、公社（开县百万人口，县辖区 、区又管10多个公社）搞调查。我独自在武装部小院內办公。每隔－会就得去洗浴池打上一桶井水泡上，然后再回办公室搞材料，天天如此。晚上后半夜才能入睡，辅的凉席一拍汗水直响，城边半米深的河水也是热的。
调查接近收尾，可是有几份材料不合格，咋办？组长加能炮营宋殿选营长带队先回长春，留下一名有经验的战士（从铁力林业局与我同时入伍的王宝玉）跟我重返乡下。开县的乡村交通闭塞，有些老年人一辈子没见过汽车，问路时告诉你走"大路’’，那大路不过是用石头辅成一米多宽的路。好在，每隔十里八里就有份卖"捞糟"（类似水饭）的，当腹饥口渇时喝上一碗，清凉爽口。一日，翻山去正坝区管的一个公社，至山顶又饥又渴，找到大队书记，他要给我们做"哽哽"吃，原来是上山现辧回几穂苞米擦后弄的粥。开县的山真怪，高山半腰有水，能种水稻，不过和山下比只能种一季，山下是收成两季。
历时月余，选拔飞行员任务完成。据说，入选人数不多。因为，对飞行员的政治审查相当严格，本人及姥姥家上查至三代，叔 、伯 、姑 、舅，表兄姐弟亦要求历史清白。而四川由于国民党长期统治，当过土匪 、国民党兵，参加过哥老会的不在少数，被选对象众多亲属中，很难有个个历史清白。
六 、林彪事件
1971年9月13日，在共和国的历史上是非同寻常的日子。这一天，作为国家二号人物的林彪叛逃，折戟沉沙，机毁人亡。但是起初人们并不知道我们国家发生了如此惊天动地的大事。当时我在部队发觉了一些反常现象，也只是在恼海里打着问号。
9月13日后大约一两天吧，我团奉命立即开出城市。行至农安县遇大雨车队难行 ，请示上级缓行，答复不准。又一天，听说我师步兵团佔领空军机场，并与空军地勤部队发生争执。问：为啥佔机场？答：战备，问：战备为啥枪口对向机场？答:上級命令。
当时我在团政治处任干部干事，职责是负责全团干部的考核 、选拔 、提升 、任免，营级以上干部家属隨军，干部工资福利，请假探亲，学习培训等。这是一个职位不高，权力很大，受人尊崇的岗位。干部干事随部队拉练 、演习较少，留守时间较多。有－天宣传股副股长到我办公室，我俩议论近来一些现象后，他神秘地说：’’你知道最近出什么大事吗"？接着说："林彪跑了，还要用火焰喷射器炸毛主席专列"。我大吃一惊，党的第二号人物，副统帅毛主席的亲密战友，写进党章的接班人，怎么还叛国，还要谋害毛主席呢？我俩开始翻阅最近报纸，果然没有关于林彪的报导。他最后叮嘱我："可千万别跟其它人说，要说出去可了不得呀"！以后我得知，他有个老乡是长春坦克学校校长，是位将军，消息是从那里得来的。不久军召开团以上干部会，我想可能就是关于林彪的事。
团长丁永丕 、政委赵康太从军部回来，立即令我统计排以上干部探亲 、住院 、出外学习人数，能参加会的人数，组织排以上干部开会。统一办伙，吃住在团部，不许回本营区。会议开始，政委表情严肃讲："中国又出了个大叛徒大卖国賊林彪"。并宣布纪侓：’’会议內容如有泄密，以党纪 、军纪论处，据说我们有人知道了"。我当时就被吓－大跳。大会散后，张股长立即找到我问："你对别人说了吗"？我答:"没有，敢嘛"，这样我俩才放下心来。
林彪叛逃事件逐級传达后，部队开始组织批林和进行思想政治路线教育。我是管干部的，就需要掌握干部的思想反映。比如：批林彪罪行上好批，理论上难批，因为林彪是打着红旗反红旗。批林彪接班人的三条标准：批"高举"，今后还要不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批"突出’’，还要不要突出政治？批"干劲"，还需不需要革命干劲？把各种思想认识问题汇总起来，供团党委讨论，从理论上加以澄清。
我们团政委是抗日时期参加革命的老干部，原任16军干部处处长，文化水平不高。到军里去开会批林，把我叫去跟宣传股一个干事给他准备材料，从白天到晚上写了三天，他在军团以上干部会发言受到表扬。
七 、 突出政治 学马列
六十年代初林彪就提出，"突出政治，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带着问题学，急用先学，立竿见影"。
1965年11月，林彪又提出所谓“突出政治”的五项原则："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特别要在’’用’’字上狠下功夫；把毛主席的书当成全军各项工作的“最高指示”；坚持“四个第一”(人的因素第一，政治工作第一，思想工作第一，活的思想第一)，大抓狠抓“活思想”。林彪还提出， 1965年的工作要突出政治，大力加强政治思 想工作，大抓毛主席著作的学习，在全军掀起 一个更大、更广泛的学习毛著的高潮，使毛主 席著作的学习成为最根本的必修课。
应该说，宊出政治是我们党的光荣传统，我们党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一步步走向胜利，和强有力的政治工作是分不开的。但是，那个年代被林彪推向了极端。"宊出政治，活学活用"，首先从军队发起，逐步推向全国，形成了－种政治气候。
军队內，"突出政治，活学活用"也不断翻新花样。比如十六军党委的认识："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就是要改造世界观，坚定无产阶级立场，明确革命方向，树立崇高的革命理想。立无产阶级世界观，破资产阶级世界观。无产阶级世界观的核心是－个’’公字’’，资产阶级世界观的核心是一个’’私字’’。
我们要坚持"天天读"，雷打不动地学毛著，坚持早请示 、晚汇报，搞大批判，讲用会。要’’斗私批修"，狠斗私心一闪念，灵魂深处爆发革命，等等。斗私心还得把自己摆进去，叫作亮活思想，找准耙子。那时，全团我在同年入伍兵中第一个入党，不怕苦 、不怕累，每年都是五好战士，觉得思想境界够高了。亮啥呢？不亮人家说你隐蔽思想。干脆把个人隐私，处过对象分手的事亮出来，作为资产阶級思想来’’斗’’吧，用来显示斗私心 、改造世界观的战果。大批判 、讲用会也练了咀皮子和筆杆子，提高了演讲和写作水平。
早在1958年，毛泽东就提出，党员干部要读马 、恩 、列 、斯的书。"文革"中，特別是’批陈整风"后，他号召全党:"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毛泽东和周总理亲定要读的几本著作。部队为贯彻上级部署，也时常组织马列主义宣讲团。在这种气侯和环境下，我开始注重攻读马列著作。几年中读了毛泽东的哲学著作矛盾论 、实践论 、正确处理人民內部矛盾；马克思主义三个来源三个组成部分；唯物辨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等许多马列著作。甚至钻读了反杜林论 、费尔巴哈论（人们称为费劲巴拉）这些难啃的著作。
理论学习 、社会实践 、家庭和社会影响，或者先天带来的个性吧，使我形成自身的性格和人生走向。现在回味：
一是，奠定了理论功底。以至转业不久去县委党校学习，经县委副书记李文俊出面协商调入党校任教。县委党校教员都是大 、中专毕业，而我以小学文凭却任教研室负责人。
二是，形诚了诚伩 、奉公的品格，工作处事讲认真。不说是廉洁奉公吧，起码不想贪 、不敢贪 、不会贪，一生做政工工作也没条件贪占。改革开放后有次与我一亲属，也是我们下属单位职工，同桌饮酒。他挖苦我说："瞎亲家，看你过去那一本正样，现在咋样（他己成大款，而我此时正处于企业频临倒闭领不到工资时）？我回应："是啊！老大靠了边，老二在种田，不三不四挣大钱。国有资产流失造就出一代富翁。你不也是靠共产党的钱培养出来的嘛？相比之下我自叹不如，惭愧呀’’！他回曰:"那是咱会用党的政策"。所以，像我这种人改革开放后要想发家致富，是绝不可能的。
三是，由于－直注重政治，使人生偏科。搞电台和报话机，不懂电和无线电。机械化部队的通伩班长开不好摩托车，出过笑话。有次我开三轮摩托行至长春市人民广场，见前有一女，鸣笛，女的－跑撞在车上。本来容二十万人的广场只少数人前行，开过去就是了。吓得不知道刹车，坐在斗內的我班战士徐殿义帮我把车刹住，将女送往市人民医院。医生见我脸刷白，说："没事，你不用怕"。我当即晕过去。被撞的人没事，我反倒成了被抢救者。当过司务长不会做饭 、 切菜。1993年机关干部下企业，别人都想当个经理法人代表，我却主动要求任一个没权又没实恵的书记。
八 、 复员回家乡
1973年农历1月我们有了第一个孩子。家搬到叶柏寿，租个对面屋的私房住，月租金5元钱，爱人转到县被服厂上班。孩子常感冒发烧，黑天半夜抱着上医院，一个人生活很不容易。爱人常央求我转业。说：’’你回来吧，我好有个依靠，回来啥活也不用你干’’。申请复员，那时心里很矛盾，陷入痛苦的思索，甚至夜不能寐。按“1969号“ 文件，部队干部由转业改为复员，“哪来回哪去”。部队干部复员后很难保证安排工作。而我是从工人岗位入伍，复员后安排工作不成问题。我将这个想法对政治处副主任崔文唤讲了，他表示理解，并向政委赵康太汇报。
赵政委和政治处副主任刘秀璞跟我谈话。主任说：“在部队好好干吧，将来能坐轿车”。政委说：“轿车坐不上，能坐我这样的车”（那时军以上干部才坐轿车，师以下全是苏式越野吉普车）。
复员还是留在部队，心里矛盾，痛苦思索概括有三：
一是，愧对赵政委对我的信任。政委在我所在的指挥连四排听过我的发言，很赏识。让组织股到连队考核，更主要的是通过选飞行员
的组长宋营长等进行考核。宋营长说：’’这个人能説、能写、能唱、能吃苦’’。考核后提我为指挥连司务长，报师部审批。因年龄较大，师政治部压着未批。政委亲自去找师首长说：’’年龄大，我们还想快点提拔呢’’。政治部批任司务长几个月，我就提到团政治处任干事。
二是，愧对政治处副主任刘秀璞的企望。刘原是我们指挥连的指导员，曾讲过我是多才多艺。尽管考核我提干时，他回避不向政委表示态度，可是言谈中流露出对我的赏识和企望。
三是，干部干事是管干部的，在部队居有特殊位置，会产生不好的影响，这更让我难心。是喜是忧，是随心如意还是愧疚，时至今日，仍挥之不去，萦绕在心头。
1973年9月，我正在探家，部队来信让回队办复员。老伴乐高兴了，我却陷入傍徨。老伴见我心神不定，同情地说：’’要不就别复员了，在部队干吧’’。我说：’’算了，部队也不是久留之地，早晚也得回来’’。回到长春，部队机关都去外地演习，崔八号留守。他和我谈话，安排宴席，15日送站上火车。这位’’老革命’’与我感情深厚，临行止不住掉下眼泪，我们挥泪告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