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月蹉跎，人生易老，转眼间青春已去，步入壮年，1973年9月我转业回到我阔别一十五载的家乡。从此，开始了奋战家乡的新生活。
一、与家乡父老同甘共苦
转业回家乡初，我被安置到农业机械化局，我们县是辽宁省的贫困县，又是农业大县。农业部门的工作重心当然在农村，我“三天两头”就要下乡，远处坐班车，近处骑自行车。那时局里有台大货车，只有一把手下乡才偶尔乘车，副职同样坐班车，哪像现在叫个单位就有轿车。农机部门最忙季节是秋翻（秋天用拖拉机翻地）春播（机械播种）。这时机关除留几个人正常办公外，大多数都得到乡下分片包社、包队。我包过太平庄乡和国营农场，包乡也不能浮在上头，要下到生产队，吃住在队，跟社员和拖拉机手一块摸爬滚打。同样吃社员吃的家常便饭，有时生产队压顿荞面饸饹就算招待了，到乡政府也是排队买饭。哪有以后兴起的扶贫坐轿车，下乡公款管吃喝，当天就回城。在乡下没完成秋翻和春播任务是不能回县城的。家属跟着也很苦。孩子不到一周岁，不时就感冒发烧，黑灯半夜抱着上医院，白天还得照样上班。巴眼望眼盼着转业就是为了能帮一把，可是，人是回来了，结果照样过牛郎织女生活，照样受苦受累。住私房带个孩子不敢住，还得找同事或亲戚家女孩来做伴。当然，那个时候毛主席教导出来的干部都这样，不只是咱们自己。
在农机局下乡，今天回想有件不识时务的事。春播前要召开全县动员大会，局里让我去哈拉道口看看春播的准备工作。我在农机站教人家唱歌，想让人家到大会上唱，鼓舞士气。歌词是：’’我开着拖拉机耕田地，大寨花开在我心里。加大油门快快跑，铁牛开出万顷地’’。有人讥笑我来部队那一套。
1974年秋，我到县委党校 学习，党校 缺教员 。县委 副书记李雯俊到农机 局 商谈，把我调去党校 任教员 。后担任教研室负责人。
那时的党校叫五七干校，五七干校这个名称，是根据毛主席的“五七指示”起的，全国统一称某某县五七干校。1966年5月7日，毛泽东给林彪写了一封信，这封信后来被称为“五七指示”。在这个指示中，毛泽东要求全国各行各业都要办成一个大学校，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能从事农副业生产、又能办一些中小工厂，生产自己需要的若干产品和与国家等价交换的产品，同时也要批判资产阶级。五·七指示也成为“文化大革命”中办学的方针。
建平县五七干校从事农副业生产必须要有基地，在万寿公社柴家营子办了个农场，就是现在的天秀山森林公园。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县政府在那办过农场，以后闲置，县政府把闲置土地交给我们干校。
农场在县城南的大山深处，与县城直线距离约十五六华里，去农场要翻越窟窿眼山。顺万寿小平房村进山约四十华里，集体去有时坐干校的拖拉机，人少骑自行车或翻山到农场，到地方稍息片刻就干活。有一次我和副校长张振轩翻山去农场，到窟窿眼山边，他说歇会吧，顺手从兜里拿出个咸菜和小酒瓶，我俩就着咸菜喝点小酒。抽棵小卷烟，那时的干部和老农民一样都抽旱烟，使用烟袋锅或用纸卷旱烟，他风趣地说我这烟是’’红花八叶齐’’。
农场住的是学员自己动手盖的土坯房，夏季蚊虫叮咬。我们教职工和学员进山少则几天多则十天半月。吃住在农场，抛家舍业，从无怨言。干农活不怕劳累流汗，都能赛过农村的好劳动力。我们这代人真是践行，’’毛主席的战士最听党的话，哪里需要到哪里去，哪里艰苦哪安家’’。
1976年，县委决定党校教职工同在校学员一起，组成工作组到万寿公社整顿社队。我同商业局长孙振文等3人到扎塞营子村。这个村的工作可不太好做。那是当时红极全国的，被江青树为典型的“王大学”所在的大队。我和党校的陈铁年轻火气旺，见到一些不咋招的事就想管管。还是老干部有经验，告诉我俩要慎重，王大学是江青、张春桥等树的典型，弄不好别把咱们栽进去。在这个大队住了四个多月。住的是百姓房，吃的是派饭，分派到社员家轮流吃饭，每户吃一天，个人交给社员伙食费。几个月只吃过两顿饺子，是在房产处工作的老胡请我们到他家吃的。在社员家是不能吃饺子的。晚上工作、开会，白天同样跟社员一起下地干活，刨楂子、倒粪。扎塞营子离叶柏寿20来里地，骑自行车几十分钟就可以回趟家，可是也得吃住在队。家属有了第二个孩子，快要临产了，因不能回家，托付我的一个姨、妇幼保健站的书记常去看看。直到产期已到才请假回去照顾二三天。
二、为事业呕心沥血
从1974年11月调入县委党校，到1993年下企业任职，这20年间我的主要工作是跟文字打交道。尽管原来能写点材料，但是主要是从感性和经验出发，没有语文基础和写作功底。转行后无疑需要边干边学，从头做起。写作是高强度的脑力劳动，每篇讲稿、总结和经验材料，从谋篇布局，资料搜集、语言表达、逻辑推断都需要精心思考。因此，书写这段传记用呕心沥血作题目并不为过。
粉碎“四人帮”后的1978年5月，光明日报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此后全国开展真理标准的大讨论。讨论中，在理论界、特别是中央权威理论家（有的既是理论家又身居高位），刮起一股否定毛泽东的风。我与梁桂珍老师去市委党校学习，期间展开激烈争论，回来由我传讲学习精神。当念到一份材料讲：“毛主席是党阀、军阀，为什么不这样说，是客气”时，我抑制不住冲动，加进自己的观点。大致意思说：“客气啥，说嘛，毛主席在世时喊毛主席万岁，毛泽东思想万岁，老人家刚去世就进行攻击，居心何在”？在场校领导在最后发言中讲：“要端正认识”。这时我也有点发毛，说不定啥时倒霉。尽管如此，在整个“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中，无论是内部学习还是给学员讲课，都往肯定毛泽东的方向用力。直到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实事求是地评价了毛泽东在中国革命中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意义，正本清源。
县里机关干部学习和写党校内部材料的任务，也往往落在我头上。有一次，在工会礼堂给机关干部讲党风廉政建设课，讲完后，县委副书记高明铎又上台讲几句话。机关干部散去，当我走下讲台时，高书记迎上前来说：“你讲的很好啊，讲这课多难呀（因为面对县直机关干部，许多县领导干部，讲课中用了一些谦虚话）！有一次县委党校要在全县干部会上介绍经验，三天内要拿出材料。领导要我执笔，锦州师范学院毕业的同事给我提供和抄写材料。吃住在校，连续三天，住私房家属带孩子有点害怕。我的一位女同事宋波（现已在正科级岗位退休）到我家陪伴三夜。那个时候单位同志间团结合作精神比较好。
总跟文字打交道实在厌倦，1982年，我提出调动工作，县物价局长车主王建威要我去他那当办公室主任，县检查长张振轩要我去搞个研究室，配备两个人，我任主任专门研究法律。这两个差事都脱离不开文字材料。农业银行让我去当人事股长，这个工作还可以，为此我调入农行。不到半年又让我当办公室主任，又要跟材料结缘，决心再跳槽。1983年初，又调入管理企业的物资局。1984年机构改革中，任我为党办主任兼人秘股长。党务、劳资都设专人，我除了本室及全机关行政管理外，又“幸运”地当上了秘书，还是没有摆脱写材料的命运。
那时正处在改革初期，局和下属企业的改革方案，半年和年终总结，介绍经验的材料都要自己动手，还得审阅修改或帮助下属企业搞材料。
1984年“盛世修志”的责任又落实到我头上。朝阳市局副局长（曾任我县商业局局长，在县委党校学习期间与我同在扎塞营子驻队）满怀信心的说：“建平没问题”。给我戴上了高帽。撰写一部志书可不是简单的事。从写作上说，许多笔杆子“都要从头学起”，从资料上讲，年代久远，很难搜集。尽管配备了几名工作人员，但我是志办主编，写作责无旁贷，资料搜集也需决定取舍。局内分管的工作要兼顾，会议及活动也得参加。一干二年多，终于使15万字的部门专业志出版问世。这其中付出的心血自不必言。加之，我个人正在自学攻取大专，“党政干部基础理论专修科”。累得有时走在路上要晕过去，自己进行精神调节默念，“挺住别晕倒”。失眠时睡前喝三两白干，还睡不着再吃安眠药。喝完酒再吃安眠药可不得了，有致命的危险。有次老伴见到我难受，急忙沏白糖水给我喝下，缓解、照样去上班工作。
说到自考大学专科，也有其志向。机构改革中，大量提拔有“文凭”的，我虽也列入考核对象，再加上不会拉关系，当然选拔不上。机关干部有“文凭”的书刊费每月8元，没有的6元。官不在大小，钱不在多少，是自身价值的体现和人格的尊严。因此，我想试试看取得个“文凭”到底有多难。
我是政工干部，决定报考党政干部专修科。我在党校主讲哲学，先考哲学试把一下。考前，重新阅读一本教科书。到朝阳进入考场一阅题，很简单，一挥而就，第一个走出考场，结果得了83分。噢！大学不过如此而已，从而坚定了信心。边工作边写志书，边学习迎考，每次考2至3科，用三年时间取得了，辽宁大学和辽宁省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办公室颁发的专科毕业证书。这三年是最苦最累的三年，出版了主编的志书，跨进了有文凭的行列，体现了自身的价值。
三、居下层榜上无名
封建社会科举得中要张榜公布，称为金榜题名，淘汰者喻为“名落孙山”。我引用榜上无名来比喻一生中未得提拔使用。要按任职决定，班长、司务长、干事、党办主任、党支部书记、副科级调研员都进入档案，应该说“榜上有名”。许多老干部为分配不公而向上访问，都用经济上受压，精神上受损，人格上受辱来形容。对此，吾亦有同感，故列一篇“晚年憾事”来记述。至于一生未得到提拔便用，不同时期有其特定的环境或条件，晚年回顾并不在意，而只作为“心路”来叙述而已。
我们党或党的各级组织对干部的选拔标准，不同时期表述有所不同，但是根本的是德、才兼备。回顾一生表现如下：
德，有据可查的是：在部队，连续四年被评为“五好战士”，受过师通讯营嘉奖。在地方，被朝阳市委组织部、宣传部授予优秀党课教员。辽宁省哲学学会会员。建平县委、县政府授予优秀党务工作者、精神文明建设先进人人；连续两年被县总工会评为工会先进工作者。
才，自以为有事可传的是：在部队选拔飞行员时，是实际的组织指导者，后又抽调到吉林省专案办为工作人员。在地方，1984年县直机关机构改革，我被抽调到考核组，与另一位同事（后被提拔为正县职）负责12个部、委、办、局预选领导干部的考察、考核工作。以上这些工作不仅需要有文字水平，并且必须具有一定的政治水平，分析判断的能力，才能对每一个人做出客观、恰当、实事求是的结论。在经济部门工作时，每到年终都要考核各企业的领导班子，考核完了，局党委书记一般都是让我做出总结、评价、然后再肯定一下。这项工作对下要向企业负责，对上面领导在场，那也不是乱噗嗤的事。
再说下群众基础，在物资局连续为三届党委成员，每次都是高票当选。1985年，国家首次在国家机关中实行非领导职务制度。我们机关只给一个名额。机关投票测验中，本机关干部全体参加，只有2人没投我的票，我以高票通过测验，后经县委组织部批准为副科级调研员。
机遇与跑官，纵忆一生有三次机遇。
1968年在部队“三支两军”中，我团驻长春第一机床厂（县团级）军代表，后勤处股长郭树林，曾报请我以军代表的身份，任厂革委会副主任。因为，入伍还不到三年，而且不是干部，16军“文革”办未同意。人这一生也很难预测，假设那时获批准，说不定以后成为“三种人”也未可知。
1973年，我请求复员，这在当时叫作“战斗队思想不牢”，干部干事是管干部的，在部队居有特殊位置，会产生不好的影响。在这个问题上没有摆正革命事业和人个的关系，所以提出申请。部队政委赵康太和政治处副主任刘秀璞跟我谈话。主任说：“在部队好好干吧，将来能坐轿车”。政委说：“轿车坐不上，能坐我这样的车”，表示出对我提拔的意向。
1984年，县直机关机构改革，大批提拔新干部，条件之一是注重“文凭”。当时，我被抽调在班子和预选干部考核组，原单位欠见议我为预提副职。考核组副组长、政府办主任高国卿对我说：“你这个差不多”。当时，挖门子，托人的很多，我觉得那不光彩。假如，我当时有个“文凭“，或跟副组长说点客套话，让他给使使劲，或找找比较了解我的两位县委副书记，一位县委常委、常务副县长，跑跑官，或许会得到提拔使用。但是，总觉得不光彩，却不开面子。这次机会与提拔无缘，擦肩而过。
此后流行：“过了四十三，啥表也不添”；“文凭是个宝，关系少不了，水平做参考”；“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说你不行就不行、行也不行，横批是，不服不行”。这是社会传言虽然有失偏颇。但是，伴随改革开放后新的用人理念，年龄的增长，吾人与发财无缘，跟升官 绝缘。转业回乡这二十八年的职场生涯，承光荣传统，保优良本色，艰苦奋斗，奉献乡梓，无怨无悔，引以荣，值得一述。
